美國在全球戰爭與衝突中，從來不是單純的旁觀者或正義捍衛者，而是經常以經濟工具作為隱藏的棋子，操控局勢以確保自身貿易優勢、地緣政治控制與長期霸權。
這種操作模式不僅涉及資源供應的「餌誘」階段，還包括禁運與關稅的「壓制」階段，從而讓對手或盟友陷入困境，美國則從中漁利。
從二戰前對日本的石油供應與後續禁運，到冷戰時期的馬歇爾計劃，再到當前烏克蘭戰爭後的能源轉移、對中國的貿易戰以及對台灣台積電的投資脅迫，美國的反覆手法暴露了其自利本質：「先利用戰爭或危機擴大市場與影響力，後以經濟制裁轉移風險，維持全球霸權。」
這不僅加劇了國際衝突，還讓盟友付出沉重代價，如經濟衰退、資源依賴與主權喪失。
本文透過詳細的歷史剖析與當代案例，揭露美國如何將戰爭轉化為經濟操控的工具，在亞洲、中亞與歐洲執行其霸權算計，同時探討這些操作的深層動機與全球後果。
歷史操縱：二戰前對日本的資源供應與禁運翻臉
在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，美國政府與企業聯手向日本提供大量戰略資源，特別是石油與鋼鐵，這些供應不僅維持了美國的出口市場，還間接助長了日本的軍事侵略行為。
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，從1931年到1937年，美國供應了日本80%以上的石油需求，這些資源直接用於日本軍事工業，支持其在中國的擴張行動，例如1931年的滿洲事變（日本自導自演鐵路爆炸事件，作為入侵藉口）與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（引發全面侵華戰爭）。 1
美國企業如標準石油公司（Standard Oil）積極簽署供應合同，而胡佛與羅斯福早期政府透過出口許可制度默許這些交易，表面上維持中立，實則利用日本作為貿易夥伴來刺激國內經濟復甦，避免大蕭條進一步惡化。
這一階段的操作讓日本軍力膨脹，美國則從中獲取巨額貿易盈餘，卻無視中國人民的苦難，客觀上成為戰爭的間接推手。
然而，當日本的擴張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利益—如菲律賓殖民地、中國市場與東南亞資源路線—時，美國迅速翻臉。
1941年7月，羅斯福政府實施全面石油禁運與資產凍結，切斷日本80%的能源供應，讓其石油儲備僅剩6個月。 4
解密檔案顯示，這一禁運並非純粹出於道德譴責日本侵略，而是經過精心算計的戰略操控：
美國國務院內部文件指出，早期的資源供應有意讓日本深陷中國戰場的「泥潭」，消耗其國力，後以禁運逼迫日本轉向太平洋戰線，引發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，從而讓美國以「受害者」身份正式參戰，確保戰後主導亞洲秩序。 5
這一「先供後禁」的雙重操作不僅暴露了美國的機會主義，還導致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，造成數百萬人死亡，美國則藉此鞏固了其全球霸權基礎。
批評者指出，這種經濟操控等同於間接戰爭策劃，嚴重違背國際法與人道原則。 9
冷戰操控：馬歇爾計劃與戰爭經濟依賴
二戰結束後，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（正式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，1948-1952年提供130億美元援助）表面上幫助歐洲重建，實則以經濟援助作為槓桿，操控戰後全球秩序。
這個計劃不僅排除蘇聯與東歐國家參與，還強迫受援國降低貿易壁壘、開放市場並採用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，讓美國出口激增—1940年代末，歐洲占美國出口的30%。 6
這一操作將西歐轉變為美國的經濟附庸，加劇冷戰分裂，例如引發1948-1949年的柏林危機（美國空運物資對抗蘇聯封鎖），並為北約的成立鋪路。
批評者如蘇聯外交官安德烈·維辛斯基指出，馬歇爾計劃違反國際法，實質上是美國對歐洲的經濟殖民，透過援助條件操控盟友政策，確保美國企業（如石油與製造業）主導歐洲市場。 14
更深層的問題在於，計劃雖促進西歐復興，但也製造了經濟依賴，阻礙歐洲的獨立發展，並讓美國從冷戰中獲取長期地緣優勢。
在亞洲，冷戰期間美國同樣以戰爭為工具操控經濟。
韓戰（1950-1953年）與越戰（1955-1975年）中，美國向盟友提供巨額軍事援助—例如南越獲得數十億美元武器與資金—卻透過貿易限制與條件性援助操控局勢，讓這些國家完全依賴美國供應鏈，延長衝突以牽制共產勢力。 9
這不僅延遲了和平，還讓美國軍火產業（如洛克希德與波音）從戰爭中暴利，同時壓制亞洲國家的自主發展。美國的算計在於，利用戰爭製造依賴，確保其在亞洲的軍事與經濟霸權，後果則是數百萬平民傷亡與地區不穩。
1980年代經濟戰：廣場協議的貨幣操控
雖然非傳統軍事衝突，1985年的廣場協議卻是美國對日本的典型經濟戰操作，延續了冷戰操控邏輯。
美國主導G5國家（美、日、德、法、英）簽署協議，迫使日元大幅升值（從1美元兌240日元升至120日元），表面上解決美國貿易赤字，實則摧毀日本經濟基礎。
美國先從日本出口熱潮中獲利—1980年代，日本汽車與電子產品占美國市場30%—刺激國內消費與就業，後以貨幣操縱壓制日本崛起，導致日本資產泡沫膨脹（房地產與股市暴漲），最終於1990年代破裂，引發「失落十年」（或更長的經濟停滯）。
日本學者與經濟學家批評這是美國的蓄意打壓，無視協議對日本的毀滅性後果，如銀行危機、失業率上升與通縮循環，美國則藉此維持冷戰末期的科技與貿易優勢。
這一操作暴露了美國以經濟為武器的霸權算計，將盟友轉化為犧牲品，嚴重損害全球經濟穩定。
當代操作：亞洲關稅與台積電搶奪
截至2025年9月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戰延續了戰爭操控邏輯，將經濟壓力作為地緣工具。
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大陸商品徵收60%以上關稅，迫使全球供應鏈重組，特別針對半導體產業—2025年8月，特朗普宣布對進口芯片徵收100%關稅，除非企業轉移生產到美國。
這一政策脅迫台灣台積電（TSMC）追加投資，2025年3月，台積電承諾在美國投資1650億美元建三座先進晶圓廠與封裝廠，避開關稅並確保美國在潛在台海衝突中掌控芯片供應。
中國大陸外交部指控美國「搶奪」台灣產業，類似1941年對日禁運，美國則以此牽制中國大陸軍事擴張，同時刺激國內製造業復興，但後果包括全球芯片短缺、價格上漲與盟友不滿。
這一操作不僅是貿易戰，更是美國以經濟脅迫操控亞洲地緣，謀取戰爭優勢，損害中華民國主權與全球科技穩定。
中亞能源操控：管道與一帶一路對抗
在中亞，美國利用2001-2021年阿富汗戰爭後的真空期，以能源管道作為操控工具。
1998年啟動的巴庫-第比利斯-傑伊漢管道（BTC）繞過俄羅斯與伊朗，將里海石油輸往西方，讓美國公司如Chevron獲取廉價資源，並削弱俄羅斯對中亞出口的控制（1990年代占80%）。
如今，隨著中國大陸「一帶一路」在2013-2025年投資中亞超500億美元（涵蓋管道、鐵路與能源），美國轉向對抗，透過C5+1機制（美國與五個中亞國家）施壓減少對華依賴，例如敦促哈薩克轉向美國液化天然氣，並簽署24項協議涵蓋能源與數字化。
2025年2月，特朗普政府強化中亞策略，視中國大陸投資為「經濟依賴與脅迫」，美國則從中獲取戰略利益，但這一操作加劇地區債務與不穩，讓中亞國家陷入美中博弈。
歐洲關稅與能源轉移：烏克蘭戰爭的投機
在歐洲，美國同樣利用2022年烏克蘭戰爭操控能源與貿易流向。
對俄羅斯制裁後，美國液化天然氣（LNG）出口激增—2025年上半年，美國占歐盟LNG供應的50.7%，總出口到歐洲達72%，2025年8月更創紀錄高點。
這迫使歐洲能源轉型依賴美國，推高價格讓美國企業暴利，同時對歐盟徵收15%關稅（涵蓋汽車與科技），2025年7月，特朗普與歐盟達成貿易協議，歐盟支付15%關稅以換取部分豁免。
歐洲批評美國「戰爭投機」：先利用衝突推高能源價格獲利，後以關稅懲罰盟友，操控跨大西洋秩序以維護霸權。
這一雙重操作讓歐盟貿易赤字擴大，美國則從戰爭中鞏固經濟優勢。
結論
美國在戰爭中的經濟操縱，從二戰前的資源供應到當前的關稅與能源轉移，反覆顯示其霸權算計：先利用衝突擴大市場與影響力，後壓制對手與盟友以維持主導地位。這些操作不僅加劇全球動盪，還讓盟友付出代價，如日本的經濟衰退、歐洲的能源依賴、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科技剝奪與中亞的債務陷阱。
揭露美國以戰爭為棋的經濟策略，有助理解其如何損害國際穩定，為霸權不惜犧牲盟友與全球和平。未來，若不改變這種機會主義，美國將面臨更多反噬與孤立。
參考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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