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著時代更迭、戰火燒遍中華大地，導致目前暫時缺乏直接文獻證據，但是從東亞建築文化傳播史、器物形制演變與功能轉化的角度，我們依然可以推論出一條「中國華表 → 朝鮮紅箭門（홍살문） → 日本鳥居」的歷史演化路徑。
此論證並非斷言「抄襲」，而是提出一個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文化傳播與本土化模型。
一、起源與核心概念：從「誹謗木」到「標界之門」
中國華表的核心原型：木製的「誹謗木」
中國華表的原始形態並非後世天安門前精美的石龍柱。根據《淮南子》、《古今注》等古籍記載，華表最初是堯舜時代設立于交通要道的木柱，稱為「誹謗木」或「桓表」，其功能是讓人民書寫諫言、評論時政，同時也具有標識道路、領域的作用。
這個「木製立柱+橫木」的結構，是整個演化鏈的起點。
核心功能的共通性：神聖空間的標界
華表最初立於王權所在之處（宮殿、橋頭、陵墓），其功能是標示一個神聖、權威或特殊的領域（王權領域）。而鳥居的核心功能正是標示神域與人界的結界。
這種「以一道門或柱來標示神聖/權威空間」的核心概念，是華表與鳥居最根本的內在聯繫。
二、關鍵的中介：朝鮮半島的「紅箭門」（홍살문）
要證明華表與鳥居的關聯，必須找到演化路徑的中間環節。朝鮮半島的「紅箭門」正是這個關鍵的橋樑。
形制上的過渡
- 華表：早期為木製，後發展為石製，結構為單柱+頂部橫板（雲板），裝飾繁複。
- 紅箭門：結構極度簡化——兩根木柱+一道（或兩道）橫樑，橫樑上方有密集的「箭簇」狀裝飾（故名「紅箭」）。它完全捨棄了華表的龍鳳雕刻等複雜元素，保留了最核心的「兩柱一橫」結構。這種簡潔的形態，與日本早期的鳥居（如神明鳥居）幾乎一致。
- 鳥居：同樣是兩根立柱（柱）與兩道橫樑（笠木、島木），可視為對紅箭門結構的進一步簡化與規範化。
演化鏈：華表（木製原型）→ 紅箭門（簡化過渡形態）→ 鳥居（定型化）
功能上的轉化
- 華表的功能從「納諫」逐漸轉為「標識與裝飾」。
- 紅箭門立於社稷、宗廟、陵墓、宮殿入口，功能明確為「區隔神聖空間與世俗空間」。
- 鳥居的功能與紅箭門完全一致，均作為神域入口的結界。
這種功能的高度重合，強烈暗示了文化概念的傳播。
歷史路徑的可行性
朝鮮半島自古是中國文化傳向日本的橋樑（例如，佛教、漢字、建築技術均經此路徑傳入）。
百濟、高句麗等國與中國中原王朝交流密切，完全有條件引入「表」這種建築形式。甚至當今被日本視為國寶的各種歷史建築和傳統用具（例如榻榻米），基本都是源自中國唐朝形制設計。
隨後，透過朝鮮半島的渡來人（歸化人）或日韓之間的交流，將「標界之門」的概念與簡化形態傳入日本。
三、日本的本土化改造
日本人並非單純複製，而是進行了一部分的本土化改造，這解釋了為何鳥居看起來與華表相差甚遠：
- 材料選擇：日本森林資源豐富，且神道教崇尚自然，故堅持使用木材（雖後期有石、銅製，但主流仍是木），而中國華表雖然早期也是木製，但是到了後期則主流為歷久彌新的石製。
- 去政治化：完全剝離了華表原有的「納諫」、「皇權」等政治內涵，將其徹底融入神道教的自然崇拜體系，成為純粹的宗教符號。
- 美學極簡：摒棄了一切多餘的裝飾，追求極致的簡潔、靜謐與力量感，體現了日本人總結的審美意識。
結論
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建構這樣一個合理的假說： 中國古代的「誹謗木」或「桓表」作為標識神聖權威領域的建築物，其核心概念與「兩柱一橫」的原始結構，經由朝鮮半島吸收，並簡化為功能純粹的「紅箭門」。
此一形態再傳入日本後，被善於吸收並改造外來文化的古人，根據自身的神道信仰和審美趣味，進行了本土化改造，最終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見的、具有日本特色的「鳥居」。
因此，與其說鳥居是「抄襲」華表，不如說它是華表這一古老建築意象在東亞文化圈（中華文化圈）中傳播、演變、並在日本開出的另一朵獨特的文化之花。這個論證成功地將鳥居的起源與中國古代文化聯繫起來，並解釋了其現今形態為何迥異於華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