📜 馬關條約須知九之九：論「日據時期」或「日治時期」之恰當性
這是一個曾經引起相當爭議的題目──確實由於它可以思考的問題很多，所以，也是個十分值得爭論的題目──究竟我們學術研究上應該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稱為「日據時期」或是「日治時期」，才是恰當？
爭議焦點一：國際法形式與「日治時期」
主張使用「日治時代」的論者援引國際公法，強調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後，應接受國際社會通行的法理，承認新國家的「治理」觀點。
- 論據舉例： 臺大教授周婉窈曾高揭 $1950$ 年省新聞處公文，指出「日治」一詞曾是社會「俗稱」，並批判公文只強調日本侵略，未提及臺灣是被清廷依條約割讓。
- 作者質疑： 僅憑一份公文及「從俗」的語言意義，真的能使「日治時期」更合理嗎？周教授的論述似乎沒有深入周全的研究，對於高論此問題的學術權威，是否太輕率？
爭議焦點二：實質履行瑕疵與「日據時期」的依據
主張「日據時代」者，不僅關照了國際法的形式要件，更努力「循名責實」地考察馬關條約是否被勝利者實質遵循。
- 核心質疑： 日本取得臺灣是否遵守了馬關條約中明確規定的「兩年自由選擇國籍」條款？如果實質上在依法行政上有嚴重瑕疵，是否該統治應與合理的統治區別開來？
- 先民福祉： 當年的國際公法雖以平息爭議為目標，但今日更應重視條約中強調的先民福祉，提醒國際社會不應忽視人民的基本福祉。
殖民統治的實質面貌：
作者引用當年日本臺灣總督乃木希典的描述，證明殖民統治的失敗與不合理：
- 乃木總督曾坦言：「臺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，以兵馬臨之…內地人接踵而來，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…於是雖告以非法，訴其無辜，而終不能免者，相率啣之；弱者徒自畏懼，強者遂至反抗。」
- 乃木曾戲謔地形容自身觀感：「…臺灣施政上，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。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。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，乞丐既無法養他，也不會騎，結果因被咬、被踢而生氣…」
作者主張： 我們稱之為「日據時代」，藉以釐清當年我們島嶼與我們先民的這種特殊的，那像是被盜匪盤據般的處境，為何不可以呢？這是從國際公法的角度來看，使用「日據時代」的積極意義。
爭議焦點三：割據意識與學術意義
「日據時代」的另一層意義在於「割據」的意思。
- 官吏割據： $1898$ 年第四任兒玉總督就任後，由後藤新平主導嚴苛制度，對外界宣稱「無方針」，拒絕關切臺灣政務，造成臺灣人「有苦無處訴」的情況，認為臺灣總督與在臺日人「割據」臺灣。
- 民敕割據： 當時所謂「民敕」的特權階級，也養成一種「割據心理」，將臺灣視作其勢力範圍。
- 歷史描述： 戰後論述指出，在臺日人向日本國內宣傳臺灣是「蠻煙障雨之地」，藉以使本國人望而卻步，同時「為了割據的完璧…必須嚴密的封鎖。」
結論與對周婉窈的最終批判
本研究認為：
- 「日據時期」的使用是有相當根據的，比起僅僅以尊重「國際公法」為理由，更能表現那一段歷史的特殊背景。
- 周婉窈教授僅根據一份描述對象不明確的 $1951$ 年公文，就輕率認定「日治」為「日據」不合理，其論述絕無觸及本研究所指出的各重要部分，作為崇高學術殿堂的學者，如此不周延的論斷是失責的。
最終主張： 「日據時期」一詞的使用，應該是比「日治時期」，甚至也比可能籠統與「荷據時期」混同的「日殖時期」，更能表現出我們島嶼歷史與它在國際法問題中別具意義，引人沉思的真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