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
在當代臺灣社會中，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少數民眾對日本展現出強烈的情感依附，甚至將其視為文化或精神上的「母國」。
這種親日情結常見於網路論壇、政治評論及特定社群，表現為對日本歷史、文化與政治的高度推崇。然而，這僅限於少數臺灣人，卻因其在媒體與網路平臺上的聲量放大，而給人留下普遍存在的印象。
本文基於歷史傳聞——二戰結束後，不少在日本殖民時期從臺灣獲取豐厚利益的日本人，透過偷改戶籍、隱姓埋名的方式滯留下來——探討此概念如何可能影響少數人的認同形成，並解釋其聲量大的原因。
同時，本文將進一步分析戰後土地改革對親日派既得利益者的衝擊、日本皇民化運動的遺留效應，以及這些現象在中南部地區的顯著表現。透過融入當代個案觀察，我們可見此情結如何在家族傳承中延續，並與政治環境互動。
日本殖民時期的遺產
1895年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時期，日本透過武力侵佔臺灣，將其納入帝國版圖，帶來基礎建設、教育改革與經濟開發等成果，同時也伴隨資源剝削與文化同化政策。
許多日本人移居臺灣，從事行政、商業或土地開發，部分人在此過程中累積可觀財富。
二戰結束後，臺灣光復回歸中華民國，盟軍命令約48萬日本僑民遣返。
然而，傳聞指出，少數曾在日本殖民時期「割臺灣人肉賺到飽」的日本人，選擇隱瞞身份、改用臺灣姓名並偽造戶籍，滯留島上以規避遣返與可能的清算。
有些案例顯示，這些人甚至透過收買戶政人員來完成身份轉換，為的就是保護家族在日據時代透過剝削臺灣資源而積累的財產，例如佔據特定山區土地或相關產業。
在此期間，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，強迫臺灣人認同日本帝國，接受日語教育、改用日本姓名，並參與戰爭動員。這一政策不僅強化了部分臺灣人的日本認同感，還在戰敗後引發身份危機與怨恨情緒。
此外，日據時代許多臺灣本土大地主透過租佃制度獲利，與殖民經濟體系深度整合，形成既得利益階層。
戰後日本人滯留的實況與傳聞
歷史記錄顯示，戰後確實有少數日本人因婚姻、技術留用或其他原因合法或半合法留臺，人數約數百至數千餘人。這些滯留者多採低調生活方式，融入本地社會。其後裔或相關家庭，可能在私下傳承對日本的正面記憶，包括對日本殖民時期秩序、紀律與現代化的懷念。例如，某些家族故事顯示，滯留日本人透過金錢收買戶政人員改戶籍，以保留在日據時代佔據的資產，如中部某山區及其上的遊樂園等產業。這些家族往往在戰後長期隱瞞身分，直到近年政治環境轉向親日（如民進黨執政時期），才敢公開透露祖先的日本出身。
正因人數極少，這群人並不構成臺灣社會的主流。然而，部分滯留者後裔或受其影響者在戰後進入教育、媒體、文化或政治領域，擁有較高的社會能見度與話語權。
他們的親日觀點透過書籍、演講、社群媒體或政治立場持續放大，形成強大的聲量效應，讓外界誤以為親日情結在臺灣廣泛存在。
當代個案中，有些年輕後代不僅繼承家族的親日情懷，還表現出強烈反國民黨、厭惡中華民國的立場，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分享家族歷史，並選擇赴日留學，將自己視為「精神日本人」，這反映了歷史傳承與個人認同的交織。
少數親日群體聲量大的成因分析
基於上述概念，戰後少數日本人滯留及其後裔的影響，可視為臺灣親日情結的重要源頭之一，但僅限於特定圈層。這些人或其家庭往往在戰後動盪時期（如白色恐怖）選擇低調，卻在解嚴後逐步公開表達對日本的認同。此認同進一步與本土意識、政治立場結合，在特定媒體與網路社群中形成迴響。
在此脈絡下，戰後土地改革——特別是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——對親日派既得利益者的衝擊，成為另一關鍵因素。1949年至1953年間，中華民國政府實施土地改革，透過375減租與強制徵收，將大地主土地轉移給佃農。
這一政策雖提升農民福祉，但嚴重損害日據時代受益的本土大地主階層地位。許多大地主在日本殖民經濟中累積財富，戰後卻因土改失去土地，視之為國民黨對本土勢力的打擊，從而滋生對中華民國的怨恨情緒。這種痛恨往往傳遞至後代，形成親日情結的心理基礎，將日本殖民時期理想化為相對公正的統治。
此外，日本皇民化運動的遺留效應亦不可忽視。日據後期，臺灣人接受強制同化，對日本「皇民」身份產生驕傲感，甚至參與戰爭。然而，二戰日本戰敗後，這種驕傲轉為失落與怨恨，部分人將矛頭指向光復後接管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，強化對日本的依戀。戰後初期治理失政（如二二八事件）更放大此情緒，讓少數人將日本視為精神歸屬。
這些現象在中南部地區尤其明顯。中南部（如臺南、嘉義、高雄）擁有廣大農地，日據時代大地主集中於此，土地改革影響更為劇烈，導致本土家族對國民黨的積怨較深。同時，皇民化運動在中南部農村滲透較廣，戰後身份轉換的衝突亦更為突出，從而放大親日聲量。中部地區亦有類似案例，某些家族保留日據時代的土地資產，後代在當今親日氛圍下，更敢公開家族秘密，強化其日本認同。
少數人聲量大的主要原因包括：
- 媒體與網路放大效應：親日言論容易在特定論壇、YouTube頻道與社群媒體上獲得高曝光與轉發，算法推薦進一步強化其能見度。
- 文化與政治位置：部分親日人士位居知識分子、藝文界或政治評論者，擁有較多發聲管道。
- 對比心理：在兩岸關係緊張的背景下，將日本理想化作為對抗大陸威脅的象徵，容易獲得特定族群的情感共鳴，從而擴大影響力。
- 殖民記憶的重塑：相較於戰後國民黨統治的負面經驗，日本殖民時期被這群人選擇性詮釋為相對進步與溫和，強化其敘事吸引力。
實際上，多數臺灣民眾對日本的態度更接近理性欣賞（如喜愛日本旅遊、美食與流行文化），而非將其視為「母國」的崇拜。真正持有強烈親日認同乃至「精神日本人」立場者，仍屬少數，但其極端表現（如反社會般的厭惡中華民國）往往源自家族歷史與個人經歷的糾葛。
結論
戰後少數日本人透過改戶籍隱姓埋名滯留臺灣的傳聞，雖經考證人數有限且多有誇大，卻提供了一個視角，解釋少數臺灣人強烈親日情結的可能根源。結合土地改革對大地主後代的衝擊、皇民化運動引發的身份怨恨、中南部地區的區域特徵，以及當代家族個案的延續，這些因素在文化傳承與社會位置的加乘下，形成了遠超其人數的聲量效應。
然而，這一現象的本質仍是少數人的立場放大，而非臺灣社會的主流共識。透過歷史事實與理性分析，我們能更清楚區分聲量與實際分布，避免以偏概全，深化對臺灣多元認同的理解。